(一)墓碑的源流 生命禮儀
我國是世界土葬最盛行的國家,土葬是將盛放屍體的棺木,放置到挖好的葬坑,充填上土,堆到一定高度,即稱為墳,土葬人穴後不再築土堆稱為墓。墳墓是由墓穴與墳堆組成,後又加上墓碑及棺槨內外存放韻陪葬物品。在靈魂不滅、祖先崇拜意識的支配下,慎終追遠、祭祖掃墓逐漸形成人們的道德規範。對於殯葬親人的墳墓,一兩代可以記清,三代以後就不清楚了,特別是經過遷徙、戰亂便不知祖墳何處。如何解決,人們想出許多辦法。開始時人們從死人下葬,維系棺繩用的園木樁受到啟發,在墓前插上木樁竹竿,系上纖維質的東西(紙或帛等),寫明死者的生卒年月、時辰,叫做“銘旌”(或“明旌”)。但它卻容易,損壞,人們便另想辦法:富貴人家用石園柱代替木園樁,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出生時間、官級等。為了多刻字其形體又演變為方形、長方形,開始埋於墓穴內或墓外,參照房屋建築,碑頂加上碑帽,飾刻動、植物或山水花紋,碑身刻上死者簡歷。標明是獨葬與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陰宅(即墳墓)風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幹地支表明)。中產之家立中等墓碑,窮家僅可立上留個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磚碑或種植某種長青樹為標識。從而墓碑由實用品逐漸轉化為文化藝術品,其功能、形態、質地、文飾也越發多樣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講究碑身多用花剛巖、大理石等上等石料,碑頂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鑲嵌死者的燒瓷像。墓碑成為記載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榮譽狀”和裝飾品了。這很符合國人的光宗耀祖、澤及後代、流芳千古的社會風尚。為不受風吹、雨淋、日曬等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便把碑表立於墓外,墓誌與銘埋於墓內。墓碑盛行於漢、唐,以後成為定勢。
(二)墓誌、墓誌銘;生命禮儀
墓誌是存放於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家、德行、學向、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歷史擋案,以補家族史、地方誌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誌斷代的確證。例如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地區“蠻獠”與海盜嘯亂,朝廷派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人歸德將軍陳政率府兵3刪人(計58姓),前往征伐6其子元光13歲被鄉薦第一,隨父出征,陳政母親魏母(敬),年過古稀,也提兵數千支援,終於平定多起叛亂,實行軍墾,教民學習中原文化與先進的耕織技術,元光在其父死後18歲承襲父職.,對叛亂者恩威並施,提倡58姓攜將士與當居民自由通婚聯姻,出海捕魚經商,使荒蕪的大片粵閩大地,進人禮儀之邦,他還疏清建置漳州等郡縣,升為刺史。一次征戰中,元光以身殉國,年僅54歲。由於陳氏父子祖孫數代的忠骨均埋葬於漳州、雲霄一帶,百姓們奉他為“開漳聖王”(宋、明清等朝也以此號追謚),為之修墓建廟,至今僅臺灣就有開漳聖王廟百余座。奇怪的是這麽一個有豐功偉績的家族,其主要人物在舊、新《唐書》中未立列傳。難怪後人在陳聖廟前刻上對聯:“正史無人修列傳;漳江有廟祀將軍”為其鳴不平。隨著海峽各方面交流的擴大,當年隨陳氏子父遠征的58姓中的陳、鄭、林、胡、黃、汪、趙、詹、丘等在閩、臺或海外成為大族或富戶。借助學者們從墓誌、譜諜、神道碑酌記載,研究成果不斷到河南固始、新鄭等地來尋根問祖;鄭成功的後人,也據墓誌、方誌得悉其祖宗也是隨陳政父子人閩的58姓中的一支姓氏。
墓誌銘它包括誌與銘兩個部分。銘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概括誌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文)或碑銘的。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後也刻在石碑、金屬板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以申借鑒,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b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錫的《陋室銘》,至今傳誦。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家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誌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
(三)神道碑、無字碑 生命禮儀
神道碑舊時多建立與墳墓有一定距離的墓道前。外建碑亭或廳堂稱享堂,以避風雨日光的侵蝕,它興於漢,盛行於唐、宋、明、清。用於歌頌封建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後來也有用於贊頌德高望重的僧人、道士或技藝超群的各類專家學者的。碑文較長而古板,後把刻在該類碑上的文字稱為神道碑,成為一種文體。東漢蔡邕、唐代韓愈是這類文章的大手筆。
歷史上帝王、將相、士子名流,誰不想被人歌功頌德、百代流芳呢?死後由親屬約請文人墨客撰寫碑文、墓誌、墓銘,勒之金石,播之絲聲。但也有少數人反其道而行之,即死後陵冢墳墓前只立塊“無字碑”。歷史上有三位著名的人物墓碑是無字的。即東晉名士、軍事家謝安,唐代女皇武則天,宋代大奸臣秦檜。
謝安是淝水之戰東晉方面的總參謀、總指揮。曾以少勝多擊敗了聲稱“投鞭可以斷流”的後秦的符堅,鞏固了東晉的政權。功成後退居東山,人們認為他的功勞太大,不是一塊墓碑能記述得了的,所謂“豐功偉績不勝記也”。
武則天的無字碑說法各異。武則天稱帝前曾為自己創造一個新字作名字即武照,含兩眼望天有目空一切之意。她認為自己的功勞比天高大,一塊石碑難以包容,一字不記,也能與天齊,永垂青史。另種說法是,她認為自己當了幾十年皇帝,權大威嚴,誰也不敢批評她,故而死後立下無字墓碑,一片空白,讓後世評說其功過。還有種說法,她讀過很多書,儒家的清高、道家的無為、佛家的色空等思想對她都有影響。被稱為至聖先師的孔丘就宣稱“述而不作”。魏晉士子崇尚名節孤傲,唐代禮部尚書趙崇以“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為“無字碑”,受到當時的士大夫的推崇。武則天也許會認為“無字碑”是一種清明高尚的象征。
秦檜的墓碑無字。是因為他力主降金,賣國求榮,並害死抗金名將嶽飛父子等人,壞事做絕,他死後無人願為他撰寫碑文。墓碑只有空白,當時人們議論,他的名字都是邪惡,給他刻碑,會弄臟工具,他的墓地被稱為“狗葬村”,足見人民群眾的愛憎分明。
明十三陵中有七.陵無字碑。即長、獻、景、裕、茂、泰、康七個陵門前的無字碑,都是在嘉靖年前後六年建成。嘉靖皇帝一心想得道成仙,連朝政都不想料理,那有心思去找人撰寫碑文,以後的皇帝見祖宗碑上無字,一是不好冒然自己下筆,也不想找人撰寫,還要審閱,二是見怪不怪,少管閑事。七陵無字碑隨它去吧!
(四)碑文(誌銘)的影響 生命禮儀
經過兩千年歷史的陶治,碑文(誌銘)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寶庫。對後世諸多學科、社會風尚等方面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古時的帝王、將相、豪紳富賈活著享盡人間富貴,死後還要繼續享受(盡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質上(含生靈方面)君王死後,除了讓自己喜愛的大臣、武士、嬪妃殉葬外,還把大量的金玉珠寶也埋在墓中。秦皇殺“三良”(三個良臣)陪葬,國人以歌謠表示抗議,也是對三良獻上的挽歌或口傳墓銘。秦皇兵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跡,據測有待發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將更會使全球驚嘆。秦陵的窮奢極侈,堪稱舉世無雙,而秦始皇卻未能像漢以後的統治階級那樣,死後也要占有人間的精神產品(雖然死後就不可能占有)以美麗動人的文詞,把死者贊揚,為超越時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詩樂,或以濃色重彩在墓道墻上繪起壁畫(多是讓死者升天,與神話故事相結合的內容)或在墓中與崖石上選像,讓死者與佛道神仙為伍。於是歷代都有大批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雕塑家為之服務。文人們為了獲得較豐厚的潤筆費或酬金,不惜牽強附會,編出溢美過譽之辭,寫出標新立異的字體,制出巧奪天工的碑刻或雕塑。東漢學者、書法家蔡邕坦誠地表白過:“吾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慚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他寫了一輩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實妁。唐代韓愈被蘇軾稱為“文起八代之衰,道齊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與蔡邕並稱古代位兩碑文大師,一生寫了大量碑文,而千古傳誦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誌銘》。宋、明、清等時代,著名文人寫的碑文,真是汗牛充棟,卻只有明代文學家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膾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誌、墓誌銘、神道碑的文體。碑文、墓誌又推動了人物誌、地方誌乃至傳記文學。墓誌銘又衍生了銘類文體,為詩、詞、曲特別是抒情詩、駢體文等提供借鑒。碑文、誌、銘為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喪葬學、社會學、經濟學儲蓄了豐富的資料與可信的實物例證,大型碑體特別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與墓內的布局、陳設、裝飾,又成為繪畫、雕塑、建築、裝潢等學科、行業的難得的參照物。
常言“碑以書傳”,這書指的是書法。無論是墓碑、廟碑、紀念碑,往往是與書寫者的名氣最有關系。古代的書法家都寫過很多碑文。由於水、火、戰亂等災禍的毀壞,名家寫的碑文流傳下來的那怕是斷碣殘碑都彌足珍貴,如能得到蔡(邕)、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蘇(東坡)、趙(子昂)等人寫的碑文,便價值連城了。漢代盛行隸書(字)是對周秦時代使用的篆體的一次重大革新。隸書雖筆法簡練、圓潤,但到了北魏時期,書家仍嫌其呆板不夠自由。書法家只有在寫各種碑文時各抒胸臆,於是由隸書蛻變出一種新體,後世稱為“碑體”,它不像篆體的古奧,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體的難認,更不像隸書的四乎八穩。別笑它缺個點,少一撇,別嫌它拐彎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寫起來隨和,看起來順眼。因當時的真跡流傳下來的極少,主要是從洛陽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後世書法家文人十分珍視,加以研介臨摹,自成一派為“魏碑”體。這也是碑文釋放出一支奇葩。現在很受青年書法愛好者的青睞,誰能料到原本毫無藝術性與學術價值可言的墓碑,經過歷史風雨和萬人打磨,卻展現出它多彩的面貌來。
中外墓誌銘選例 生命禮儀
我國古人的墓誌銘大多是請人代撰。近現代和許多外國名人,多愛在世時自撰,如著名將領馮玉祥,他早年無條件讀書學習,但在數十年軍旅生活不僅能征善戰,而且刻苦學習,才識過人,他為了團結各個黨派,抗日救國,解除民困,寫出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話詩,自稱“丘入(兵)詩”,對戰士和群眾起著宣傳鼓動作用,深入人心。周恩來同誌多次稱贊他的“丘入詩”是“興之所至,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生前屢遭蔣介石排擠,曾隱居泰山讀書。1948年9月由海外歸國途徑黑海,在船上因失火遇難,遺骨葬於泰山下,郭沫若題寫“馮玉祥先生之墓,”刻於墓壁,另立雕頭像,栩栩如生。墓碑所刻墓誌銘,為馮將軍生前自撰《我就是我》全文是:“我,馮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閱;只求為民,只求為國;奮鬥不懈,守誠守拙;此誌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
普希金是俄羅斯偉大的民族詩人,被稱為俄國詩歌的“太陽”,1831年與莫斯科第一美人岡察羅娃結婚。1937年因不容於世俗,被人暗算,死於決鬥。1815年社會上盛行幽默墓誌銘,16歲的普希金出於好奇,也為自己寫了一首《我的墓誌銘》:“在這裏埋葬著普希金,和他年輕的繆斯:愛情與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沒有做過什麽善事,可在心靈上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在蘇州太湖湖濱的吳巖縣西南麓,有座南宋名將韓世忠之墓。墓前有塊萬字碑。韓死後10余年,宋孝宗為表彰他抗金的功績,親自書寫了《中興佐命定國元勛之碑》的碑銘。計88行,每行150個字,可謂墓誌銘字數之最。
我國著名書法家、詩人啟功先生曾自撰一首幽默豁達的墓誌銘。內容是:“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園,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日陋,身與名,一齊臭。”
英國詩壇三巨星的碑文。濟慈、雪萊、拜倫被稱為19世紀英國詩壇的三巨星。他們的生命都很短促,濟慈死於1821年1月,只活了25歲;雪萊死於1822年12月,只活了29歲;拜倫死於1824年4月,也只活了6歲。前後不過三年殞落三顆巨星,實在是英國詩壇的大不幸。三位詩人的碑文,反映出他們一生的某些側面。濟慈的碑文是他生前寫好,死後由朋友刻的。內容是:“這裏埋葬著一個名字寫在水上的人”。雪萊是馬克思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恩格斯稱其為“天才的預言家”的詩人。他是在意大利乘船接朋友返航時遭遇大風暴,溺水而死。友人在他的墓碑上刻的碑文是:“波西·比西·雪萊——眾心之心”。拜倫的碑文是他姐姐寫的:“這裏埋葬的是《恰爾德,恰恰爾德遊記》的作者。1834年死於希臘,那時他正英勇的企圖為那個國家奪回它古代的光榮。”該碑文清楚地記述拜倫死去的原因,他的一生始終是與為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理想而鬥爭聯系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