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黑客的真正祖先可以追溯到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易比派（Yippies）。易比派的名称来源于当时的激进青年组织“青年国际党” （YIP，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这一松散的团体是那个年代最知名的反主流文化组织之一。易比派擅搞恶作剧，这些恶作剧的锋芒直指各种权威机构，并且往往采取极端的形式。他们的颠覆性活动包括公开的性乱交和吸毒，鼓吹推翻任何30岁以上的掌权人物，以及不借采取一切手段结束越南战争。
最有名的两位易比派成员是艾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鲁宾后来成为华尔街的经纪人。霍夫曼在联邦当局的追捕下，先后逃到墨西哥、法国，最后又回到美国，在地下隐蔽了整整7年。流亡过程中，在美国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下，霍夫曼仍不断地撰写和发表文章，继续他的未竟事业。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四处飘泊，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后来干脆做了面部整形手术，改头换面成为“巴里·弗里德”。1980年他向当局自首，在吸食可卡因的罪名下蹲了1年监狱。
随着60年代的辉煌渐成过去，霍夫曼的世界观变得日益灰暗。1989年，他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中掺放了大量苯巴比妥，然后饮酒自尽。
据说，霍夫曼是联邦调查局调查次数最多的美国公民,FBI有关他的卷宗，较所有最臭名昭著的罪犯都多。如果此说属实，并不一定表明FBI真的将他视作对公众最具威胁的人物，而很可能是因为不管霍夫曼走到哪里，总是留下传奇般的故事。他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不仅把媒介用作武器，而且将其视作游戏场地。他对大众传媒的运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洞察力。
霍夫曼利用媒介轻信和追求刺激性画面的特点，把几大电视网玩弄于鼓掌之上。他擅长制造匪夷所思的谣言，令人迷惑的谎言，维妙维肖的骗局以及其他不怀好意的花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令警察、总统候选人和法官们难堪。这些招数常常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恶作剧在霍夫曼手里成了政治抗议的手段。这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60年代大行其道的LSD使人们意识到，权力机构并非壁垒森严的等级（hierarchy），而不过是漏洞百出的系统（System）。大众传媒尽管带有压迫性，却也不乏渗透进去的办法。第一次服用LSD的人们惊异于这种小小的药剂激发出的强大力量。只需一点点迷幻剂，生活就可以完全改变。平生第一次有此体验后，大部分吞下LSD的人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给总统下迷幻药吧！”给人们服药——在人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给他们LSD——无疑是一种恶作剧。
什么是恶作剧？大凡恶作剧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在无人洞察搞恶作剧者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渗入一个系统，事实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这些人的要求或行动后面。像艺术品一样，恶作剧在一种隐喻的层面上发生作用，不管人们最终发现恶作剧是真是假，或者亦真亦假，他们都会受到影响。
出色的恶作剧总是抓住人们的心理弱点加以利用。擅长恶作剧的人先是在大众的思维方式上发现裂缝，算计出什么样的刺激物能够被用来填补这些裂缝，然后将其楔进去，再偷偷溜到一旁等着看笑话。
LSD与恶作剧一脉相通，因为服用这种药的人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感觉是真实的，还是由迷幻剂制造的。如同肯·克西认识到的，弄清这一点并不重要：改变集体知觉——或说制造集体幻觉——也就改变了现实。并且，服用过LSD的人们感到他们好像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俱乐部。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某些现实是俱乐部以外的人甚至根本想象不到的。他们喜欢那种默契的同志式感觉：“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霍夫曼是一个恶作剧的大师，他的活动与LSD的影响密不可分。60年代后期他搞的好几个恶作剧，都力图使人们相信自己被下了迷幻药。当时警察常对五角大楼外示威的人群使用梅斯催泪毒气（Mace），为此，霍夫曼声称，他发明了一种叫做Lace的药，由LSD和DMSO （一种能够迅速进入皮肤和血液的药剂）混合而成：“Lace喷射液能够令你脱去衣服，产生无法克服的性冲动！我们把它装在水枪里。”霍夫曼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向瘪皮士身上喷射这种药液，而与会者立即脱掉衣服开始乱交，以显示药液的威力。“这一做法使五角大楼与梅斯毒气在媒介上频频曝光。”
一次，霍夫曼声称他要把LSD下在大城市的公用供水系统中。“我们对媒介说，如果市长或是警察再跟我们作对，我们就把LSD洒在饮用水中……市长调集了6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去守卫水库。报纸为此登出整版照片，电视镜头也拍了不少。”最后，霍夫曼好意地提醒市长说，从化学常识上看，LSD不可能溶于水。“市长说，‘我知道这事不可能，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神话超越了现实……这就是魔法的魅力所在：它能够超越现实。”
市长被迫调集重兵把守水库，不是为了保护水源，而是为了保护公众对他的能力的感知：他有能力保护水源。恶作剧已经成功地发挥作用了：公众感知的现实就是现实。由于这一点，市长不得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霍夫曼展示了媒介恶作剧的强大威力。一个小小的谎言，经过媒介的过滤，从目标机构那里引发了全面的回应。霍夫曼的威胁是否真实，根本无关紧要。恶作剧只需要找到媒介易受攻击的地方。
60年代最为传颂的恶作剧莫过于1967年10月21日由霍夫曼一手导演的“抬起五角大楼行动”。那一天，5万名抗议者包围了五角大楼，为的是将这座建筑从地面举起。“如果包围了五角大楼，”霍夫曼解释说，“它就会升起——离开地面，升上天空。这一事实尽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用五角大楼缩微模型做过多次试验，无一失败。我们申请许可要把五角大楼搞高100英尺；我们把五角大楼量了一遍——因为这一点，我和我的朋友被当兵的揍了个鼻青脸肿。我们知道那些穿制服的家伙不会让我们否定引力定律，因为他们不让我们否定这个国家700万个法律中的任何一个。”
五角大楼在那一天当然没有被抬起来，但这一媒介恶作剧产生了巨大影响。抗议者利用这一场合向媒介宣讲，几乎在每一种世界性宗教中，五角的东西部与邪恶密切相关。五角大楼被包围，被成千上万认为它充满邪恶的人包围起来，仅仅是这一画面，就足以用来向其他国家宣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赞同战争。这一近乎政治喜剧的行动充满寓意：五角大楼的“能量”是可以被遏制的。霍夫曼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把它视为一个真实的。但带有隐喻性的胜利：
“恶作剧是一种象征性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包围五角大楼，试图举起它；但如果你拍下当时的场面，把它给全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看，他们会说：‘天哪！这个邪恶的帝国原来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在整个反战运动中，这一事件也许给了越南人以最大鼓舞，因为他们从此知道了五角大楼是怎么回事。”
虽然恶作剧在诚实性上很成问题，但它却能够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清晰地表达其政治和社会含义。霍夫曼说：“当人们不知道你是否严肃认真时，恶作剧会达到最佳效果。”利用事实与幻想间的差距，恶作剧在人们心头引发出某种不安的感觉，它的危险来自于它的似真非真。没有人会在事后与搞恶作剧的人较真，因为那不过是“一场玩笑”而已。
由恶作剧开始，诞生了霍夫曼所称的“游击战”传统。在越南战场上，游击战打得美军晕头转向；在美国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对峙的前沿阵地，嬉皮士们用游击战术同既有体制周旋、厮杀。这种战术的要点是：用最小的代价、冒最小的危险给体制以最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