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琳女士（Birgit Su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是维也纳大学的现代汉学教授，同时也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以及国关学院的副院长，她专门从事对中国的文革时期的研究。在波恩“会晤中国”（Meeting China）活动现场，在与德国之声记者的访谈中，她从现代性和文革的角度带给我们一个对中国问题以及当前热点-西藏问题的全新解读：
德国之声：存不存在中国的现代性？若存在的话，其特点是什么？
魏格琳：当然存在，并且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历史的产物和结果，中国的历史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也应该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有另外一种现代性，因为，中国的现代性始终是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类型，所以它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有共同的根源，但具体表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
德国之声：既然中国的现代性与其自身的历史密切相关，那么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现代性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魏格琳：一方面，中国的儒家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肯定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中国的现代性产生影响，所以应该肯定它对中国现代性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有儒家思想作为基础，我对此仍有怀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不仅仅是由儒家思想决定的。
德国之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怎样在构建自己现代性以及保存自身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呢？
魏格琳：20世纪初，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曾对中国的精英界提出过激烈的批评，即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没有创造性的，但以前中国是东亚的中心，因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希望中国能够有创造性地来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现代性，但后来失望地发现，中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外国学者眼中，毛泽东思想似乎是这种创造性的产物，因为毛特别强调，他不可能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照搬套到中国社会上，而是要将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后来我们发现，虽然毛在革命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但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就没有找到一种有创造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主要是在模仿苏联。在1978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感到这一点，即中国的精英阶层要在中国搞改革，搞开放，但从结果来看，他们还是在中国的社会套用西方的模式，通过这种办法来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在我看来，这种道路迟早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一个国家要进行改革开放，要进行现代化，必须结合其历史中，传统中的精髓部分，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因而，我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上个世纪初日本人提出的问题，即你们能否创造性地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性。
德国之声：您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么，您认为，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是否还能找到文革的痕迹呢？
魏格琳：文革给我国社会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很多西方人不明白这点，他们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好像中国人就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策，而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德国之声：文革在那些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呢？
魏格琳：一方面，文革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极端表现，文革的失败也宣告了这种理想的失败，也就是说，文革的这种结果引发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重新反思，而他们之所以在随后的1978年能接受改革开放政策，实则与这种对社会主义理想失败的反思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人们对文革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评价，因而，很多在文革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现在仍继续存在，而如果这些矛盾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在中国的现代性中还其一定作用的话，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
德国之声：有哪些社会矛盾呢？
魏格琳：比如说，在文革中，中国人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来进行斗争，通过我自己对那些文革回忆录的研究，我发现，许多在当时相互敌对的人在现在依旧如此。当然，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中，这种敌对情绪不可能直接就表现出来，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还是会去报复对方的，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团结。而一旦出现较复杂的社会情况，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德国之声：那前不久出现的西藏骚乱是因为内在矛盾的爆发么？
魏格琳：我认为，当前出现的西藏问题也有其文革的根源，因为在文革中，许多知识青年都前往西藏，这与今天汉人到西藏做生意的情形不同，因为文革时的青年是受国家，受党的命令到西藏，而现在，很多汉人纯粹是出于做生意赚钱的动机到了西藏，既然他们甘愿冒着风险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区去投资的话，中国政府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了他们不小的优惠，这样一来，汉人在西藏经商的竞争力肯定强于藏人，这也就导致了那些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的藏人，特别是藏人中的中产阶层对中共的极端不满，他们也是此次骚乱的策动源。对他们来说，既然文革时期国家派汉人入藏，那现在汉人入藏，并在经济收入上对藏人构成严重威胁，肯定也是国家有计划地指派的。当然，这种矛盾并非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
德国之声：那您能谈谈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么？
魏格琳：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对西藏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援助，特别是从经济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使得现在西藏的经济状况大有改观，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政府自己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但却忽视了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特别是除了汉族外还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那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就与汉族不同。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汉族适用的这种现代性模式简单地套用在藏人身上。现在藏人的反抗就与这种现代性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藏人发现，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大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矛盾，中国人自己也经历过，应该知道是怎样回事，但也许他们忘记了，因而没法理解现在藏人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另外，在有关抵制奥运的问题上，魏格琳教授在3月31日接受奥地利《新闻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西方这种观点，即通过抵制奥运来对中国施压让其改变自己的西藏政策，其实是一种愚见。因为，“这不会对藏人有丝毫帮助”，只会令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因为他们会成为中国政府为西方人抵制奥运所找的“替罪羊”。同时，她还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若在中国出现这若干问题，无疑会给世界整个的经济格局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也正是一些西方人对于抵制奥运一直踌躇难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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